科学与迷信，是相距十分遥远的两极。然而实践表明，缺乏科学精神，就很容易坠入迷信，其中包括旧的封建迷信和各种新兴的迷信。弘扬科学精神，破除各种迷信，对于顺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目前对科学的定义，有数十种，要定义科学精神，就更加困难。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从定义出发。总结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，当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。
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，也就是说，有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，因而也有自己传统的科学精神。西方科学的传入，则始于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华。然而中国人用“科学”这个概念指称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，包括对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，到现在为止，大约仅有百年的历史。百年前，当时先进的人们使用“科学”这个概念，首先不是指一种知识，而是指一种精神，一种新的求知态度和求知方法。
在科学概念传入之前，中国人用传统的概念把西方传入的学问叫做“格致”之学。对这种格致之学优劣的认识，经历了曲折的和逐步深入的过程。鸦片战争中，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、魏源等，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于欺侮中国，就因为他们有坚船利炮。所以林则徐设想，只要中国购买或制造足够数量的先进船炮，就足以抵御强敌。然而后来的一系列失败使冯桂芬等人进一步认识到，西方之所以能够造出坚船利炮，是因为西方有造出坚船利炮的学问。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学问，作为中国学问的补充。由此开始，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所谓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探讨。此后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，不仅购买船炮，而且兴办新式学堂，翻译西方书籍。从治学的意义上可以说，洋务运动就是“用”西学的运动。
这种西学的内容，一是购买和制造西方的先进设备，二是学习西方的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等知识。然而中学与西学这样的搭配，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又对它失去了信心。甲午的炮声刚刚停歇，严复就说：“西学格致……理之明，一法之立，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，而后定之为不易。其所验也贵多，故博大；其收效也必恒，故悠久。其究极也，必道通为一，左右逢原，故高明。”（《救亡决论》）以此为标准，严复甚至认为中国一贯的所谓“学”，根本算不得是“学”。在这里，严复提出的，不仅是要我们学习西学的知识，而且是西学的求知方法和态度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。依照这种精神，凡是要求得一种真理，必须根据大量的事实，并且能够解释一切有关的问题。几年以后，严复又明确地把“格致”叫做“科学”，并且认为：“科学所明者公例，公例必无时而不诚”（《原富·译事例言》）。他一面赞美科学，一面反对旧学，认为旧学据以演绎的前提，大多是主观臆造的“心成之说”（《穆勒名学》部乙按语）。在这里，严复不自觉地认为，可与旧学相对抗、并且优于旧学的，就是科学。
如果说，在严复的词典中，和科学相对立的“旧学”一词是个模糊的概念，那么，此后的孙中山则明确把科学和孔孟之学对立起来。在孙中山看来，孔子之说“有不合于公理者”（1908年9月15日，《平实不肯认错》），而在此之前，他就认为，他的民生主义已经“成为一种科学”（1906年，《在东京〈民报〉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》。辛亥革命之后，当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一职的时候，他一面希望自己能在十年内借款六十亿，修筑铁路二十万里，进行实业救国，一面在多次演讲中鼓吹科学。1912年，在一篇对学界的演说中，他鼓吹学问为立国之本。而在对社会党人的演讲中，他一面大讲物理学、化学、经济学，认为经济学是一切科学之本，一面讲社会主义和科学的关系。在孙中山的心目中，科学，就是最好的学问。到1919年，他在《行易知难》中又指出：“凡真知特识，必从科学而来”。这个结论，可说是他从治学的角度对自己多年革命生涯的总结。《行易知难》后来被作为他《建国方略》的第一部分，这表明他把科学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。由孙中山这样的人物来推动，科学极大地提高了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，为陈独秀等高举科学、民主大旗作了先期的准备和有力的支持。而所谓“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”，则表明孙中山所说的科学，不仅是一种知识，而且是求知的方法和态度，也就是科学精神。
从严复赞扬“西学格致”开始，到孙中山提倡科学为止，与科学对立的东西，首先是旧学，即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。而严复、孙中山之所以要用科学去代替传统旧学，就是由于这样的旧学“有不合于公理者”，是“心成之说”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旧学中没有有用的知识，而是由于旧学治学、求知的方法不对，即缺乏科学精神。在他们之后，更加高举起科学大旗的，是陈独秀。
1915年，陈独秀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该杂志纲领第六条，就是“科学的而非想像的”。在这一条中，陈对科学作出说明道：“科学者何？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，综合客观之现象，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。”然后他批评“想像”，是既不要根据客观现象，又抛弃主观理性，只是凭空构造。依陈的意见，要求知，也就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，并且由主观进行符合逻辑的整理。如果说严复是仅仅讲了求知必须根据大量事实的话，那么，陈则进一步讲了根据这些事实应该如何去求。
要根据事实去获得真知，就不能认为只有经书之言和圣人之教才是真理，在这里，必须是百家争鸣，谁的对，就听谁的。因此，所谓科学精神，就是求知问题上的民主制度。而民主之于政治，也不过是要群策群力，不能一人或少数人说了算。所以，民主制度乃是政治生活中的科学精神。虽然我们可以把科学、民主归入不同的领域，但陈独秀当时之所以把它们并提，则是由于它们有着共同的精神：科学精神。
根据科学的精神，当时的人们学到和求出了一系列新知，即新的结论。在旧学中，真理的标准是经书，是圣人之言，违背经书和圣人之言，就是非圣无法；但是科学认为，真理的标准是事实，只有从大量事实中得出的学问才是真理。在旧学中，人们认为古代的最好，儒者们向往的是上古三代之治；然而依照科学，地球是圆的，人是“猴”变的，古代并不怎么好，人类的前途在将来。依照旧学，中国是被圣人之教的文明之区，其他都是蛮夷之邦；现在知道，那是一种新的文明，而且是比我们当时的文明要好的一种文明。如果我们不改变态度，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。过去认为，只有事父事君之道，忠孝仁义之说，才是大道，才是真学问，其他都是小道末技；现在知道，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学问才是真学问，不懂得这些，就不能治理好国家，就要被人家欺侮和奴役。因此，必须用新的态度、新的方法，去求知。这种新的态度，新的方法，就是科学精神。
新的精神带来了新的结论，新的结论又带来了新的精神。过去求知，只要是圣人之言，就认为是真理，现在看来，这乃是盲从。由此得出的教训是，以后遇事，应该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。这在今天，就是所谓独立思考的精神。再进一步，单是独立思考也不行，因为独立思考虽然可使我们不盲从，但也可能使我们凭空构造，不能使我们得出真知。所以，要得出真知，还要求诸事实。至于如何认定事实，如何得出结论，还要有一系列工作要做，而在每一步骤，都必须严格按科学程序去做，不轻信，不盲从，惟真理是求。
对科学的呼唤到“五四”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，人们当时更加痛切地感到，没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，中国就永远不能摆脱受压迫、被奴役的命运。正是依赖这种精神，当时先进的人物才不再把经书作为救国之道，而去寻找真正能够救国的真理。因此，正是依赖科学的精神，才使中国获得了新生。从严复开始，到五四为止，人们对旧学的评价，今天看来有许多片面，但是他们呼唤的科学精神，却是给中国人的求知态度和求知方式开了一个新纪元。自然，他们对科学精神的说明，还显得初步和幼稚，但对科学精神的内核，他们却把握得十分准确。
从严复到五四，所提倡的科学精神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对立面，就是所谓的封建迷信。
“迷信”这个概念不是近代才有的，佛教就把不信佛教或信奉其他宗教者叫做迷信，因而迷就是迷失、迷误，迷信的本义就是相信不该信的东西。究竟哪些该信哪些不该信？自然各有标准。在当时的先进人物看来，宗教也是不该信的，所以把宗教也归入迷信之列。后来，随着对宗教问题理解的深入，人们逐渐把宗教从一般迷信中区分出来。然而中国古代除了广泛流行的佛教、道教和仅在局部地区、少数人中流传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外，大多数群众还信土地、龙王，信关云长，信风水、信算命，信各种鬼神，信祖先保佑。这一切，既然不是宗教，就要给他们起个名字。由于他们是封建时代遗传下来的，所以就把它们叫做封建迷信。
破除这种迷信的工作，不是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的。即便在封建时代，儒者官吏们也不断地清除国家规定之外的祭祀，即所谓“淫祀”，教育群众不可见神都信，而要信国家规定的正神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严复在《救亡决论》中批评了中国古代无学之后，又讲到了军队的情况，说武夫识字，不过演义之类，而“所恃为韬略者，不逾此种。无怪今日营中，多延奇门遁甲之家，冀实事不能，或仰此道取胜”。严复对此感到深深的悲哀。而康有为在他那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中，和改革政治的主张一起，提出要废除所有淫祠，全部改为孔庙。1898年5月，戊戌变法开始，康有为又建议，把所有的淫祠改为学堂。与此前后，张之洞也建议，废除佛寺、道观的十分之六七。他们的主张，可说是后来反对封建迷信的先声。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，由于废除了上帝崇拜和祭天礼仪，儒教的其他设施也随之被废除。在一个时期里，各地不断传来孔庙遭废的消息，儒者们对此痛心疾首，认为是千古未有之奇变。至于其他淫祠小庙，其被废则早已有康、张之言在先，此时更是顺理成章。这些被废的淫祠或孔庙，或被拆除，或改做军营、学堂。只是这次废除的范围，要比康、张当年所主张的，要多得多，他们主张的正祀，也被当做了迷信。因为新的共和国在法律上是不信神的。
张之洞、康有为等主张废除佛寺、道观，废除淫祠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淫祠或佛寺、道观妨碍着他们的正宗信仰和变法改制。辛亥革命后废除孔庙和其他神庙，因为当时的先进人物认为传统的信仰妨碍着革命。问题非常清楚，相信鬼神，就难以相信革命。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无论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还是进行建设，都必须破除封建迷信。而中国共产党对封建迷信的破除，也更加彻底，更加广泛和深入。不同的是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，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，而不把佛寺、道观统统列为迷信。从总体说来，破除封建迷信的工作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精神，促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。可以说，没有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，就没有中国的新生。
然而，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从来都不是直线前进的。老的迷信破除了，新的迷信又会产生。新的迷信还往往借助最新的认识成果把自己说成是最新的思想。老的迷信，也往往借着新的迷信而重新复活。
正是借助最新科学之光，古老的算卦术也成了“科学”，算命先生也都成了新的“科学家”。于是有的地方有了堂而皇之登上大报之端的“预测公司”，经过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算命一条街。随之而来的怪事，就是有钱建庙，无钱办学，有了庙，也就有神有巫。旧的封建迷信借助新的迷信，重新复活了。
恩格斯鉴于有些伟大的科学家竟然相信所谓的灵学、降神术，要求人们在面对奇异现象时，不仅要用自己的眼睛，而且要带上批判的头脑。而所谓批判的头脑，也就是分析的头脑，不盲从，不轻信，然后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查清事实真相，再作结论。1922年，梁启超对成立不久的科学社成员作题为《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》的演讲，其中区分了“科学研究所产结果”与“科学本身”。他批评当时有些“相对尊重科学的人”只懂数学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、却不懂什么是科学。因此，有些人可以是物理学家、数学家等等，却未必是一个科学家。他把科学分为精神、方法、本身、应用四个方面，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。而所谓科学精神，其核心是求真；与之对立的，是笼统、武断、虚伪、因袭和散失。他指出，如果只是懂得科学研究所产之结果，而没有科学精神，中国将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，中国人不久就要成为被淘汰的国民！虽然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中国人不仅没有被淘汰，而且更加发展壮大，然而梁启超的话还是值得我们沉思再沉思。
过去认为古代最好，所以迷信圣人。从严复到“五四”，我们的前辈破除了对古人的迷信，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。今天寄希望于将来，于是有人又迷信一切新奇。那么，在今天，要发扬科学精神，则应该严肃、谨慎，求实求真，不可听风即雨，为骗子张目；更不可信什么神灵鬼怪，而不论他是旧鬼还是新神；也不可相信有预卜先知的神仙，可以托付我们的性命和财产；更不可与巫鬼为伍，妖孽为伴——为了国家民族，也是为自己和家人。
（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、中国无神论学会秘书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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